《漫長的季節》在豆瓣評分穩居9.4分，成為多年來不可多得的高分國產劇。它通過成功刻畫人與時代的關系、良好的節奏和藝術性備受觀眾贊譽。然而，一些女性觀眾認為該劇對女性角色的刻畫不夠友好，存在“爹味”太重的問題。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而且該問題并非只存在于《漫長的季節》這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中。恰恰因為該劇獲得了如此高的評價，才讓很多女性觀眾表達了長期以來的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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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漫長的季節》想要真正當得起9.4分的贊譽，就應該經得起半數觀眾的檢視，特別是女性觀眾的檢視。

該劇通過懸疑劇情展現了一個時代變革中的悲歌。兩位下崗工人王響和龔彪成為該劇的主角，而沈墨作為兇殺案背后的“惡女”，雖然也是主要角色之一，但她的命運僅僅是為了引出王陽的死亡，使得第一男主角王響完成自己人物弧光。該劇導演的全部心血都集中在王響身上，他前半生是“樺鋼”的勞模火車司機，認為集體榮譽至高無上，后半生則成為喪子老人。另一個男主角龔彪也有著很立體的角色定位：一個1990年代為數不多的大學生、一個不計前嫌的丈夫、一個幽默搞笑的出租車司機。兩位男主角雖然偶有小錯，但主要表現出正義、善良和寬大的品質。

沈墨的名字中包含了“墨”的字眼，預示著這個角色可能會走向黑暗。她是該劇中唯一的女性主角，被塑造成具有極端性格的“惡女”。當她轉變成“惡女”時，我們并不能看到她的心路歷程和轉變過程。盡管導演并沒有丑化她，觀眾對這個人物更多的也是同情，但對于她的生活、愛情等方面卻缺乏深入探究。我們無法理解她為什么會愛上王陽，或者她究竟是否愛他。這些細節雖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們也能影響角色形象的立體感和可信度。在沒有刻畫好“惡女”的轉變過程的情況下，這個女性角色就有被工具化的嫌疑。

有人認為沈墨的復仇已經代表了對父權制度的反抗，因此女性觀眾應該感到滿意。然而，這個觀點并不正確。在這部劇中，我們看到的只是一種以惡還惡的反抗方式，而沒有反思和批判結構性困境的存在。似乎沈墨的慘遭都是由于命運不佳，或者是因為她遇到了邪惡的男性和底層狠毒女性殷紅與港商等人。

殷紅被塑造成完全沒有價值的工具人，她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沈墨殺死她顯得合理，導演通過安排她聽到港商被沈墨叫走的電話而讓她無法幸免。雖然網友們在彈幕里謾罵殷紅是壞女人的比例要高于對港商的罵聲，但罪魁禍首和啟動底層互害模式的卻是港商。

國產劇特別喜歡刻畫因為貧窮而陷入邪惡的女性形象，《漫長的季節》也不例外。殷紅的身世悲慘，她的母親因為省錢使用劣質煤氣罐引發了爆炸，導致無法承擔醫治費用而服藥自殺。這成為殷紅把金錢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原因，也是她在飲酒過度后被沈墨所救，在隨后的情節中又給沈下藥把她送給富商。

這種因為窮所以惡的角色動機只被安排給了女性角色，足以說明編劇存在性別偏見。我們只需要稍微看一下另一個不太重要的角色——邢三就能明白這一點。作為曾經的保衛科長的他，陷害王陽盜竊，但編劇最后卻是讓他“因為窮所以倒賣車牌”而得到洗白，讓觀眾看到他掉出來的尿袋子得知他得了尿毒癥并同情他，甚至讓他和王陽達成和解。

經過編劇的巧妙處理，男性角色在《漫長的季節》中被賦予了高貴的人性，展現了深厚的友誼。相比之下，女性則被貶低成為社會底層、賣身求生和底層互害的代表，這種對比實在太明顯了。殷紅出賣沈墨只是為了推動情節發展，而即使是《華燈初上》中的歡場女子也被塑造成有靈魂、有成長路線的人物。然而，殷紅卻只是一個簡單化的女性角色，即使是一個惡毒的女人，也應該被賦予靈魂。

雖然《漫長的季節》存在著優秀的部分，但是它以女性為背景板的方式處理，讓我感到失望。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因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女性也曾經“能頂半邊天”，東北地區更是全國性別最平等的地方。那個時代的女性難道都是軟弱無能、互害自盡、不堪一擊嗎？

如果從女性角度來看，《漫長的季節》中黃麗茹才是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負責所有家務事；而龔彪買出租車時還偷偷動用了她的錢，卻沒有給予她美容院生意上的幫助。回到家中，他總是張口就要求妻子為他做飯，而不時在外勾搭藥店小姐。當黃麗茹提出離婚時，劇本卻為了塑造龔彪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男性大度，安排了他先打了欺負黃麗茹的廠長，又給她安排了一位“有錢男性合伙人”，讓黃麗茹成為這段婚姻破裂的罪魁禍首。黃麗茹原本可以是一個令人期待的角色，卻最終被寫成一個僵硬的女性，成為彈幕里“害慘了龔彪的”女人，變成了紅顏禍水。

在該劇中存在導演的性別偏見，特別是在表現“憤怒”時，男性的情緒被美化成了男子氣概的表現，而女性的情緒則遭到矮化，女性角色的憤怒卻常常被描繪為丑陋可笑、歇斯底里或者微不足道的。

例如，王響和龔彪打廠長以及馬隊脫下警服的場景中，男性的憤怒被塑造成了人格魅力，值得稱贊。相比之下，美素被“樺鋼”拖欠兩萬塊心臟搭橋費，巧云因為一個公章而不能辦退休，她們的憤怒則被呈現為情緒化或者嘰嘰喳喳，這體現了導演在表現女性的不滿時的能力不足。當女人憤怒，她們失去了魅力。

尤其是沈墨的憤怒，只是簡單地瞪眼睛，這種表現方式缺乏說服力。相比之下，男性角色的憤怒則充滿了力量，當劇中男性憤怒，他們反而完成了和觀眾之間的交流，幫他們完成了男性氣概的表達。劇中男性的憤怒是正當合理的，是劇情的高潮。包括警察馬隊長打大爺的場景。

美素的憤怒只是為了刻畫她是個扛不住事兒的女人，而實際上最敏感、最察覺到時代變化以及自身局限性的卻是美素。她在對王陽說“我們都活在圈里”時，表現出了她的敏銳和深刻，這與導演在劇中呈現的女性形象存在明顯差異。

在處理“惡人”的問題上，我們甚至也可以看到性別偏見的存在。導演安排大娘更慘痛地死去，似乎是因為她代表了父權社會的倀鬼和幫兇的形象。從劇中可以看出，大娘一開始就被描繪成虛弱無力的女性，她長期受到大爺的忽視和欺凌。即使她默認了沈墨遭受性侵害，退縮到門后，真正的罪犯還是大爺。大娘只是一個幫兇，甚至還有被壓迫的一面。當然，女性觀眾更希望看到真正的罪犯——大爺被折磨死，但導演卻更多筆墨安排了大娘的死。

如果不用導演的視角，不被彈幕帶節奏，重新審視這部劇中的每個女性角色，我們會發現美素給予兒子無限的共情和理解，她并不是毫無能力的母親；麗茹婚后能掙錢，能照顧家庭，她并不是輕浮放蕩的女人，她的獨立自強值得我們學習；美素和巧云作為下崗工人被拖欠醫療費和待遇，她們的遭遇不應該被認為是斤斤計較或者婆婆媽媽；殷紅為巧云擋酒時所表現出來的義氣，也不應該突然為了錢而變壞。

影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刻畫問題一直備受關注和深思。

從敘事結構上來看，《漫長的季節》的主線圍繞著男性角色展開，而沈墨作為女主角卻顯得較為單薄，她被塑造成一個具有極端性格的“惡女”，并沒有探究她內心深處的原因和動機。這樣的處理方式可能會引發一些觀眾對該角色被工具化的質疑。當然，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所有責任都歸咎于編劇或導演。在制作影視作品時，需要考慮到觀眾的審美趣味、市場需求等多個方面因素。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期待更多的電影和電視劇能夠真正呈現多樣的性別角色生活和價值觀念，及時反映社會現實的多元性和推動性別平等的進步。

（來源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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